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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保增长”为目标，以“扩内需”为手段，通过中央投资带动地方投资和民间投资，引导和刺激社会消费，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决策共识和行动指南并正在发挥作用。但在实施投资带动战略的情况下，必须清醒认识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层次矛盾，充分利用扩大内需的有利时机，以调整结构为依托和落脚点，积极做好结构调整这篇大文章。
虽然遭受外部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仍然处于增长通道上，只是增长速度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潜在增长速度，增长速度下行的趋势需要警惕和应对。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促进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在合意增长轨道上，中央政府及时出台了两年4万亿的投资计划，其中中央政府投资1.18万亿元，其余靠带动地方政府配套投资和吸收社会资金实现。而要保持我国经济2009年增速可以达到8%的合意增长水平，根据历史经验数据分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应达到14%～16%区间，总规模应逾20万亿元。虽然中央投资规模仅占全社会投资规模5%左右，但在经济紧缩形势下，对于提振全社会信心、启动并带动社会投资、扩大内需，却具有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政府投资的安排结构对整个社会投资的方向还具有引导作用。
根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的解读，4万亿投资计划中，15000亿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占37.5%；4000亿用于住房保障等工程，占10%；3700亿用于农村民生工程，占9.25%；1500亿用于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社会事业，占3.75%；2100亿用于节能减排、生态工程等方面，占5.25%；3700亿用于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占9.25%；10000亿元用于地震重点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占25%。虽然其中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占了较大比重，直接用于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的仅占9.25%，但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工程、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社会事业、地震重点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等，同样具有改善经济结构的意义，用于节能减排、生态工程等方面的投资对于结构调整也会产生直接影响。而基础设施投资中也会有相当部分转化为装备制造业投资，对于提升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塑造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也会起到积极作用。因此，中央的投资安排体现了对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认识和内在要求。
除了中央政府的投资安排外，各级地方政府也应抓住调整结构的主线，把握有利时机，推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有效增长。微观经济主体应该充分认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洞悉市场潜在商机和未来趋势，主动调整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
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必须抓住高耗能产业的节能降耗工作，实现产业技术升级。随着近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耗能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大量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尤其是钢铁、氧化铝等企业集中在中国，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同时也形成了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由于政策缺失和监管不力，高耗能产业对环境破坏的负外部性并未进入企业应该承担的成本，从而无形中提高了产品价格竞争力，导致外部经济景气上升时期出口大量增加，而当前外部经济收缩乃至衰退时期企业产能过剩的矛盾愈加凸显。因此，当此契机，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谋求产业结构的主动调整，使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向节能减排方向发展，推进节能高效、结构优化、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通过制定鼓励性政策，推动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
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因金融危机恶化，必然寻求加大寻找外部市场和对外输出的力度，这同样是我国调整结构保持增长的有利契机。应结合产业振兴规划和国家战略，利用好外汇储备资产，加大石油等战略性资源储备设施投资规模，增加储备能力，扩大进口；同时加大先进技术设备引进力度，提高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和进步，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缩短我国在重要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利用外汇储备资产扩大相关进口，既是促进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实现结构合理调整的需要，也是优化我国外汇资产组合结构提高资产收益率的需要，并且对于增加外部经济的流动性，改善外部经济形势，从而稳定我国外需也具有积极意义。
调整产业结构还必须注意促进外贸增长方式及结构转变。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培育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品，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改善。
扩大内需通过投资带动，更要实现消费扩大。因此，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着力点还在于增加政府对教育、卫生、文化、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财政在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例，促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合理调整。应完善国有企业利润分红制度，落实国家作为公有制股东代表享有的分红权利，并将分红投入社会保障资金，逐步填补社保资金缺口。只有如此，才能改变居民收入与支出预期，释放居民消费潜能、扩大居民消费能力，从而改变拉动内需单纯依靠增加投资的方式，实现投资消费双拉动，并从根本上解决投资偏高、消费偏低这一结构失衡的深层次矛盾。
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大的外部冲击都是中国经济调动资源、促进体制改革、培育新增长点，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重大机遇。中国需要正确评估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积极利用其可能带来的有利时机，制定有利于高科技企业高层次产业成长发展的政策措施，营造鼓励创新、促进企业加大研发和设备更新投入的产业发展环境，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和过剩产能，培育新的增长点。通过结构调整，将外贸增长方式转向更多依靠拥有高技术能力和创造高附加值企业，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靠内需增长的方式上。中国在此轮经济危机中通过结构调整率先复苏，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走出衰退泥淖，实现复苏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