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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中国粮食供应一直是“南粮北调”的格局。近些年，这一态势发生了大逆转，我国粮食生产地域重心正逐渐由南向北、由东向中转移，粮食流通格局呈现“北粮南运、中粮西运”的态势，特别是在2005年，北方粮食产量已明显超过南方。
北方环境本来比较脆弱，再加上粮食生产的担子，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化会对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又该如何应对？
“现有的粮食补贴水平在北方地区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在经济较发达的南方地区，刺激粮食生产的效果并不明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玉福向《科学时报》记者作上述表示。
陈玉福认为，粮食补贴效果的南北差异是由南北方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和机会成本不同造成的。北方地区人均耕地较多，非农经济欠发达，种粮的比较效益较高，机会成本较低，随着粮食补贴的提高和粮食涨价，人们就可能去开地种粮。比如，在陕北黄土高原，去年就有农民将种了七八年但效益一般的果园重新推掉去种粮。
“总体上，这一变化趋势意味着粮食生产区逆水热格局而动，由湿润区向干旱区和半干旱区移动，由平原区向山区移动。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粮食生产带来的挤出效应。”陈玉福认为，我国粮食生产变化的这一动向，将进一步加重北方地区生态环境和水土资源的压力，对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都将产生不利影响，在确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粮食安全保障措施的过程中，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有所引导，而不是听任市场和利益之手去强化这种格局。
陈玉福表示，粮食生产对北方生态与水土资源的影响并不仅仅始于近一二十年。建国以来，为解决吃饭问题，开荒造地运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北方大量荒山、草场、绿洲等位于生态脆弱区的边际土地被开垦，导致环境不断恶化、区域持续发展能力不断降低。针对这一问题，本世纪初，我国开始推行大规模的生态退耕，但持续的生态退耕也可能使我国18亿亩耕地红线不保。
“近年来，粮食生产重心北移，说明国家各种支农惠农政策对北方地区的成效要大于南方地区。”陈玉福说，“国家支农惠农政策一方面刺激了北方地区的粮食生产，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更多边际土地被开垦的风险，这将加重北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生态包袱，影响区域生态安全和长期的粮食生产能力。”
陈玉福表示，粮食生产重心由南部发达地区向北部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的转移，不仅可能带来贫困地区非农化发展机遇的丧失，而且还将导致这些地区自然资源和经济利益的流失，因而给区域协调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由粮食主产区政府补贴生产出来的粮食，以低廉的价格销往粮食主销区，形成了“穷省补贴富省”、“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局面，从而造成了“农村补贴城市”、“农民补贴城镇居民”这种加剧城乡差距的怪现象。
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创改革开放30年来之最，这直接反映了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及其安全保障体制存在的弊端。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陈玉福认为，必须根据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化动态及时作出政策响应，围绕北方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用水和农村经济发展等关键问题进行政策设计，以实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经济增长共赢的目标。其中，严格保护东南沿海地区的优质耕地、改善北方农业用水、推动北方县域经济发展，是其中务必要考虑的三个重要方面。
